董教总声明

1989年9月7日:董教总声明

云时进副教育部长于9月1日出席马华与华社对话后受记者询问时说,教育部目前很需要民间团体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作为修改教育法令的蓝本。他因此促请华教团体尤其是董教总尽快利用有限的时间针对教育法令的修改提供意见。他也说,到目前,董教总还没有针对教育部所指定的教育法令修改重点提供建议。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上述谈话有所澄清,以免淆惑视听。

董教总实际上已于去年12月联合其他13华团以“全国15华团领导机构”名义向我国教育部长因仄安华依布拉欣提呈“关于检讨1961年教育法令的备忘录”。事后,董教总还因为不了解有关法令修改详情,不肯定教育部有否考虑并容纳我们在备忘录所提呈的建议,而三番四次要求与云副教长及马华中央教育局就教育法令修改事举行对话,但这项对话至今还没有举行。虽然马华署理会长李金狮先生一再表示有有的法令修改案在正式提呈给国会之前,一定会与董教总一起慎重研究有关修改草案。至今,有关草案似乎已拟定并据说将会在11月提呈给国会。

但董教总和其他民间团体一样,只能从报章上看到一些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在发言时所透露的一些“可能”、一些“建议”。政府将如何全面修改《1961年教育法令》?新的教育法令对幼儿教育、华文小学、华文独中等将有什么影响?到目前我们可说一无所知。

我们认为,如果教育部真的有诚意,就如云副教长所说的那样“很需要民间团体提供建设性意见”的话,它应尽速公布教育法令修改草案,广泛收集民间意见而不是在隐秘的情况下,将这份对全体国民至关紧要,影响深远的法令匆忙的在国会提出讨论、通过。

我们恳请云副教长,从华教利益出发,郑重对待上述要求。

董教总退出经济咨询理事会因由及重返问题

1989年9月2日:董教总及雪华堂三机构联合文告 
董教总退出经济咨询理事会因由及重返问题


自从董教总于1989年8月23日呈函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主席,宣布退出该会以来,我国朝野上下,立即议论纷纷;不仅对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的运行和操作,成为公众瞩目的的问题,而对于董教总退出经咨会的原因、经过以及应否重返的问题,亦成为公众谈论的焦点。

连日来,各语文报章虽然一再报导有关情况,但由于在不触犯官方机密法令的原则下,长期以来经济咨询理事会都在闭门情况下进行,公众人士对有关会议情况及进展,知之甚少。因而当董教总宣布退出,大家感到有点突然。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董教总的决定退出,实由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所促成。

首先,让我们先从导致董教总决定采取行动表态的导火线谈起,进而剖析董教总所面对内外困难,才能予人较全面的认识,而不致于围绕在枝节上兜圈子。

退出导火线 ——人力资源组报告书

8月21日人力资源组提呈给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全体代表大会的有关该组会议总结与建议的报告书,是触发董教总决定退出经协会导火线。

上述报告书,以时间不足为理由,仓促推出,在推出前未经全体成员审阅修正本及得到成员的同意,却宣称这是该组一致同意的报告书,提呈给全体代表大会。另一方面,董教总的基本要求,却被拒绝讨论,甚至连记录也未获公正记录。在该报告书提呈前夕,董教总曾再次要求修正,不获接纳,报告书仍强硬提呈上去,使董教总唯有毅然决定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反对上述报告书。否则,董教总必须对此报告书的内容负责。

人力资源组报告书,其结论及建议部份是非常重要的,它将作为90年后经济政策建议蓝本之一部份。鉴于董教总基本要求,虽在过去一系列会议中经充份提出及反覆讨论,也曾获不少与会成员之支持及声援,最后却无法纳进报告书。甚至连一再要求修正的会议记录,最后仍然没有修订,充份显示会议缺乏民主协商及相互尊重,因此绝对不能含糊下去。

一般反应


自从董教总宣布退出经济咨询理事会以来,各方反应不一。文教界及华团方面,多表示支持董教总的行动。部份党团人士,则持异议,其理由一般如下:

(一)    人力资源组这次提呈的报告书,仍可修改,并非最后定稿
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尽管经济咨询理事会存在各种问题,董教总的基本要求也未被接纳。但应该继续再争,直到最后仍被拒绝,才联同其他反对人士一齐退出。

实际上,这次提呈报告书,根本就是一个定稿。尤其是总结及建议部份,将成为今后建议蓝本之一部份,今后即使有所改变,也是以此为蓝本,在枝节上增删或补充。

以经咨会情况来看,到那时才来否决整份报告书,争论性更大。一来有关意见不像一般会议般逐个记录,二来有关总结及建议,经在前此会议中被当作一致意见肯定下来。

多年来,每当出现不利华社的法令或条例,受到批评时,某些政党便会很委曲地表示经在内阁力争,只是为顾全大局,不便采取剧烈行动罢了。况且,内阁所谈的内容,不便向外公布。于是乎,越来越多不利法令再出现。现实教训值得记录,既然无所作为,即应罢明立场,何必再恋栈下去,充当花瓶?

(二)    董教总本身所提的问题,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来争取,他人难以越俎代庖,因此董教总绝对不可退出,一定要立即回返以覆行任务。

华团三机构在十五华团经济备忘录中,固然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反映了华社一般心声。但不应忽略了,华团扮演的是反映民意的角色。有关各项基本问题,如民主及民权,是国家基本问题,它有赖政党去实现。要是把这些基本问题当作是华团本身的问题,认为只有当事人才能解决,显然忘记了政党本身所扮演的角色。

因为上述基本问题,也是政党特别是以华人为主的政党所应争取的目标,有些甚至列进党纲,现在怎能当作只是董教总的问题呢?

(三)    副首相及经咨会主席的挽留及承诺。
有关这点,董教总认为,若经济咨询理事会各级会议能有所改善,将会考虑重返的问题。

其他重要因素

作为民间团体,在经济咨询理事会华团还面对下列各种难题:

(1)    在官方机密法令约束下,由于无法通过大众媒介有效的沟通,华团与属下会员的沟通受到阻碍。

董教总及中华大会堂所提呈的十五华团经济备忘录,是综合了其属下大约四千个团体会员的意见的,其范围相当广。

对于上述十五华团备忘录各项基本建议,其成效如何,应予回馈。而经济理事会的会议成果,特别是有关总结建议部份,各团体会员都有权利了解,但在当前官方机密法令约束下,这种汇报与回馈,处处受到限制。

(2)    有关会议既属闭门性质,同时在总结时对重大课题并无投票表决,记录谁赞成谁反对,华团须承担一切,另一方面对于许多重大课题,华社所需求的可能得不到一致同意,对华社不利的许多总结和建议可能在仓促中过关。加上缺乏明确投票记录,将来可能成为历史罪人。

(3)    经济咨询理事会与华团争取目标:
由于经济咨询理事会属于收集民意及提出咨询建议,不像国会具有立法及法律上地位,华团所要求基本建议,应作为基本建议一部份。要是不能被接纳作为部份总结或部份建议,甚至在首轮报告中即被删掉或仅作为少数人意见附在建议中末尾,继续留下又有何作用?

(4)    尤为重要者,一些力劝华团即重返经济理事会的党团代表,都强调待最后报告出现,基本要求不被接纳才退出。但他忽略了许多基本总结及建议,都会先此而肯定下来。对于有争论性的特别是华社一些基本问题,将被推延至最后才讨论。最后这些问题将被当作“少数人意见”。再与一些宗教或其他问题,当作“两个极端”,充当会议点缀品。把华团的观点当作“极端”的,把华社放在这样一个地位,是极不公平的,我们愿意接受吗?

这点,对于一向扮演监督角色且超政党的压力集团的华团来说,是应该认真考虑的。

董教总联席会议公开声明

1989年8月24日:董教总联席会议公开声明。

  1. 今天,董教总联席会议听取出席经济咨询理事会代表我们的报告并检讨有关的情况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及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我们继续参与会议已无法有效地执行应尽的任务,因此退出是逼不得已的,也是正确的行动。

  2. 关于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主席丹斯里加沙里8月23日来函,会议经过详细讨论之后,确认董教总代表已在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的各级会议上,通过书面报告及口头阵述,经把十五华团备忘录及董教总的基本立场与要求,提呈给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的各级会议,华社及董教总认为经济咨询理事会必须发挥民主协商的精神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才能对人民作出贡献。

  3. 无论如何,我们感激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主席上述来函。会议决定,我们将以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各级会议有否公平合理的表现之后,才考虑重返理事会。

董教总、雪华堂及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联合发表文告

1989年4月27日:董教总、雪华堂及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联合发表文告:

本月19日当局无条件释放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及其儿子林冠英,接着又解除多名前些时候被释放的民行党及回教党内安法令被扣者的条件限制。由于这项积极发展,民行党已决定停止杯葛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有保留地参与工作。这些最新演变,无疑是值得欢迎与今人鼓舞的。

然而,仍旧有16名“茅草行动”下的前被扣者,包括华团领袖沈慕羽、林晃昇、庄迪君与柯嘉逊还断续被违反基本人权的条件所限制,失去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行动与领导社团活动等权利。对此我们深感遗憾及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华团的上述四名领袖及其他被扣者,其实都是无辜的代罪羔羊和受害者,如果不是由于政客制造出来的爆炸性的局势,他们的言行就不会成为“爆炸性局势”的牺牲者。

既然当局早已认为我国政治局势已恢复正常与稳定,既然政党方面多数前被扣者已获得解除条件,华团有关领袖及其他前被扣者的条件限制,有什么理由不应立即加以解除?

我们吁请华团,民间组织与政党,致电报给首相或采取其他抗议形式,争取无条件释放我国所有内安法令的被扣者,解除被释放者的条件限制,及废除内部安全法令,以申张民主与人权!

针对“投资事件”发表文告

1989年4月7日: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代主席胡万铎针对“投资事件”发表文告:


有关全国独中基金投资于胶套厂之多次议决终於在一人之顽强阻梗下,宣告胎死腹中,这是一件极其不幸之事,责任谁属,自有公断。不过事情发展至今已引起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问题涉及今后独中工委会组织上是否能顺畅操作或是会在有意中或无意中被瘫痪,成为组织上的危机,实在不容忽视,因此我们不得不将这次事件始末公诸报端,藉以作为今后处理会务之借镜。

(一)    独中基金投资小组的责任

独中基金投资小组是在1985年组成的。在成立之前,全国独中工作委员会由于筹得的基金款项甚大,同时因为独中发展基金不是为单一的短期目标而设,而是有其百年树人的长运教育目标,因此必须考虑到基金的保值问题。

基于此,独中工委会曾经在1977年将六十多万元的基金用来购买两间店屋。后来各州代表认为独中工委会的委员来自全国各地,不易随时召集会议讨论投资问题,因此在1985年通过各地的义卖、义剪等方式特得一百六十多万元后,独中工委会决定成立投资小组,以便能灵活,迅速和有效的进行投资生息工作,也因此给予投资小组很大的权限。投资小组,可以说是为了更好的发挥独工委会这一组织的效能而设立的。

投资小组成立之后,在1985年将一百万元的基金投资到林玉静先生主持的Wembley Activated Clay Sdn.Bhd.由林玉静先生个人担保每年最少生息20%。较后本会将Wembley Activated Clay Sdn.Bhd.股份转换富产机构(Innovest)股份,获得三百多万元,这项投资在3年内的盈馀为二百多万元。

接着在1987年又将三十多万元再次投资到富产机构。有关股份在1988年陆续卖出,盈馀为五万多元。

在这两次的投资黄任寿先生都曾以财政身份参与。

(二)    事态发展经过

今年初林玉静先生向独中工委会提出一项胶套厂的投资计划。投资小组依照过去一贯的方式,召开投资小组会议。在讨论中,林玉静先生向小组提出一份计划书(Projection Paper)。小组成员除了审阅有关计划书外,也向林玉静先生提出多项询问。经过讨论后,小组决定向有关胶套厂投资三百万元,小组成员之一的黄仕寿先生也有出席当天的会议,但黄先生连计划书都没有去翻,就反对有关投资计划。黄先生是否早已存有偏见,则不得而知。黄先生当时要求召开大会来决定。这种要求在组织的操作上是不合理的,因为投资小组是专案小组,被付予全权去处理投资问题。不过,基于内部的协商和团结,投资小组的其他成员并不反对将有关决定交到独中工委会常委或独中工委会去考虑。

独中工委会常委在1989年2月26日开会,但黄仕寿先生却缺席。有关会议核准了投资小组的议决,但将投资额减至二百五十万元。

既然常委也通过了,于是我们就要求财政黄仕寿先生进行有关提款的签署工作。但黄先生拒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唯有召开全国独中工委会会议。

在全国独中工委会会议召开之前,有关投资计划也曾在今年3月12日假槟城召开的董总各州属会联席会议上汇报和讨论。各州代表除了对投资额有些意见外,并不否定这是项好的投资,同时也赞同交到全国独中工委会上去核准。

全国独中工委会在今年3月19日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这项投资问题。出席委员都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提了出来,当时反对和赞成的意见都有,只好以投票来表决,但在郭洙镇律师的建议下,大家接受协商一致的原则。

郭律师接着建议把投资额减为一百五十万元,黄仕寿先生亦表示若投资额减到一百五十万元,他不再反对。会议最后一致决定授权给胡万铎代主席和投资小组,进一步与林玉静先生洽商,林玉静先生表示同意接受独中工委会一百五十万元的投资后,黄仕寿先生却再次拒绝签署有关支票。黄先生这一次的理由是有关投资是违反本会章程和社团法令。

(三)    牵强的反对理由

反对投资者所持的理由主要的有以下三项:

  • 违反章程
  • 触犯法律;及
  • 投资风险太大。


我们认为这些理由都十分牵强。

无可否认,我们的章程是没有可以投资的条文,但同样的也没有禁止投资的条文。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只要不违反我会宗旨及触犯有关的法律条文,我们可以做章程没明文限制的一切事情,包括偶而进行的保值投值在内。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所提出可能会触犯信托法令,借贷法令或社团法令的担忧都仅仅是“担忧”而已,他们并不能提出具体的条文和根据。

至於说通过Nominee购买股票,只要有股市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股市正常的操作。其实,这家所谓只有两元注册资本的Nominee公司是林玉静先生的,而且我们在上一次正是通过这家公司而取得二百多万元的营利!

风险太大的说法也是十分主观的,难道说林玉静先生及王晋才先生所签署的,保证这次投资在三年后至少将可取得60%利息的法律文件没有任何意义?反对者甚至说因为林玉静先生主动提出担保,更显示投资的安全性有问题。这就要看我们对林玉静先生的看法了。林玉静先生在华教方面出钱出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做生意方面,从过去的富产、工业氧气到活性白泥工业等都是成功的生意。我们对他的商誉和信用,特别是他对华教的热诚是深具信心的。此外,林玉静先生和王晋才先生都各自在有关投资下超过一千万元的资本,可见他们是极有把握的。

(四)    我们应该吸收的经验教训

这次投资问题,投资小组由于黄仕寿先生一个人的反对而无法顺畅执行任务。为了协商一致不得不先交由常务委员会,再由独中工委会决定。尽管最后是达致了折中的妥协方案,黄仕寿先生仍然出尔反尔,不肯签署支票。由于一个理事的惰职,结果使本会无法正常操作而且平白的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应该吸收这次的经验,加强民主与法治的观念。一方面,我会任何理事,必须服从通过民主程序所作出的决定并加以执行,否则,他必须立即辞去有关的职位。另一方面,若有关理事不执行会议又不辞职,组织就必须果断的将有关理事革职,以恢复组织的正常操作,维护民主与法治的精神。